《周作人年谱》自1985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后，立即受到了研究界的欢迎和好评，从后来的各种评论看，这册年谱对于周作人研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但是缺憾也不是没有，如印数太少，不能满足学界和研究界的需要；由于是初版和后来新资料的不断被发现和确认，它还有一些疏漏；再就是由于周作人使用文字的复杂，使书中出现一些误植和校对上的错误。基于以上原因，社会上很需要一册全新的《周作人年谱》，这也是我们的心愿。
应该说修订工作从1986年就开始了。《年谱》出版后各方面反映强烈，评论和信件也不少。最令我难忘的是舒芜先生，他通读了全书后，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很高评价，同时对大至观点、提法，小到标点符号也发表了他的意见，特别是他主张年谱的每一页上方要标明年月，让读者检索方便。我和张菊香先生在舒芜先生的书房里听了上面的意见，心里是十分感动的。张菊香先生从那时始，就默默地开始了年谱的修改、补充工作，因为将这册年谱写圆满一直是她的心愿。
1997年的初春，天津人民出版社的陈益民副总编辑找到我，谈起了有兴趣出版《周作人年谱》新版本的想法，我当然是很赞成，于是我们一起找到张菊香先生，张先生也非常高兴。不久就新的体例及写作方式、资料取舍标准等又进行了专门的研究，分工以后，我与张菊香先生就开始了旧题新著。
这一次新改订的《周作人年谱》和旧版本比较起来，有了很大的不同。
首先是增加了信息量，吸收了旧年谱出版后十数年的研究成果，补充了不少的新资料，将确认的一些佚文也增加进来了，此前的疏漏也得到了关照。关于周作人与日本新村的关系、周作人的文学活动等比过去有了加强，读者翻阅后可能比过去感到有了更立体的感觉。此间张菊香先生去了一趟日本，对新村现状进行了考察，同时也发现了新的材料，有了新的感受。周作人1949年以后的散文研究者不多，此次对于这期间的周氏文章进行了较为细致的介绍，可以使读者看到其思想、文风等方面的继承与变化，感受到知堂散文最后一个高峰的意境，同时也可以从中了解他的晚年心态。文字数比原来增加了十二万七千。
其次是改订了一些史实和误植，在文字上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。由于新材料的发现，改订了一些文章的发表时间。再就是确认了有关史实。如周作人的结婚时间，旧版本写的是1909年“约8月间”；后来日本一桥大学木山英雄教授查阅了当时东京警方档案资料，并提供了确切记录给我们，新版本改成1909年3月18日在东京登记结婚，新版本在时间上向前推进了5个月，更加准确求实。同时还增加了有关羽太信子家族的资料。再就是1956年周作人的西安之行，这一次的改订版突出了他18日间在西安及其周边的行事内容，相信读后会给人以生动与立体的感觉。另外是他解放后的心境、晚年家庭生活，与境内外友人的交往以及他的独特的个性等，这次新版本都采取了忠实史料，不回避的编写态度，原本择要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。
使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张中行先生，他写过多篇有关知堂的文章。张菊香先生致信给他，要求写序言时，他慨然承允。记得我和张菊香先生访问他的时候，谈到周作人他有说不完的话，一些精当的见解使我们获益颇多，他的一颗平常心更是令人钦佩不已。不久他的序言写好寄来了，我还记得初读这篇序言时的感奋心情，他对于周作人的理解和把握既准确又超前，相信读者会有与我相同的体味。
周作人是一口深井，我们仿佛是打水的人，我们品尝他的这一口水时，感觉可能各异，我想只要有一颗平常心就可以了。一个说不尽的人，给我们留下了说不尽的话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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